笔者之意即是，牟先生在一个阳明的良知说中就绾合了本体宇宙工夫境界论於一体，这是因为，牟先生以阳明所言的主体的良知发动而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为基础，一方面将主体的良知视为智的直觉，甚且即是与天道的作用同体，因此当主体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时候，此时亦即天道以万物为一体的意旨，如此即由谈主体的良知转成谈天道的作用。

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後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参见：杜保瑞，2010年6月5～8日，＜王阳明的三教辨正与教学风格＞，第三届东方人文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八、结论： 哲学史上王阳明对朱熹多有批评，虽然阳明偶尔发为对朱熹个人的亲善态度，但是朱、王有别的印象却已深入人心，学界多言其异，说同者少。问致广大二句，曰：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阳明是求实践之心甚切，导致薄於对朱熹的文本理解。

而这也正是阳明的意见，阳明倡知行合一，故而尊德性与道问学乃两相为用，而且尽精微即所以致广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极高明也，皆是两相为用。，是他到此方悔从前用功之错，方去切己自修矣。他指出，宗教家为了更加顺利地传播其思想，常常掺杂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

另外一层，是统治者之间要爱，因为这是为了保障、尊重各自的私有财产。而在著名的陈胜吴广起义中，并无一个墨者参加。）郭沫若认为，所谓的圣王之事本质上是一些奴隶制时代的陈旧历史，它们是渺茫不足为凭的，将之作为论证的出发点最不科学。发以为刑政似乎没有问题，但是，郭沫若质问：所谓的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究竟是谁的国家？ 显然，郭沫若在对三表法的批驳之中采用了一般的逻辑分析法。

更加重要的是，至少郭沫若的研究从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墨家店里卖的可能还有危险品，绝非完全是良药。）因为所有权需要彼此尊重，如果不主张兼爱，那么，就会互相攻击，导致财产的损失。

大奴隶主成为地上的统治者，发挥着无上的王权，他为巩固这王权，使它成为‘它布，让人不敢侵犯，除掉有形的赏罚以支配人的肉体之外，还要造出无形的赏罚来支配人的精神。郭沫若却一反常见，指出：可惜这个步骤是由上而下的演绎，而不是由下而上的归纳。很多人以为，墨学中的三表法是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奇葩。正是天志观念暴露了墨子的阶级属性：他本质上是大奴隶主的思想代表。

显然，解释的着力点在墨学衰亡的原因的探讨上，而没有深入涉及墨家店可能卖的是什么？当然，在此其实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一点端倪：墨家店里面卖的，可能是反革命的货色。而尚同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原来的社会秩序。但是，郭沫若指出，如果统治者真的为人民考虑，那么一国的积蓄全部用在人民身上都嫌不够，哪里会担心有所浪费：真正革命的主张……并不是要王公大人客气一点，也来过过平民的生活，而是要把平民的生活提高起来，使平民同等的得到王公大人们般的享受。所以这段话表示了墨子的民约论思想。

相比于那些抓住墨学中关于科学的只言片语而将之无限的抬高的做法（比如胡适），郭氏的立场至少不是毫无见识的。由于坚持了阶级分析法，他显然认为这里的国家是奴隶主的国家。

显然，郭沫若的这种分析是从大处着眼，也是运用其社会史还原法的结果。人民，在他的观念中，依然是旧时代的奴隶，所有物，也就是一种财产。

事实上，儒家中倒出了不少任侠者。反而积极的加入到了暴秦的统治中，为虎作伥。但是，郭沫若认为，这种诠释根据不足。通常为人所称道的所谓墨者富有任侠精神也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郭沫若继而指出，在本质上，‘非攻也依然是对于所有权的尊重。事实上，在《尚同下》中明确指出这段话的主语是天：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长也，……是故选择贤者立为天子。

他们的立论主要建筑在墨子以下段落上：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郭沫若：《青铜时代》，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郭沫若认为，墨学思想的核心是天志。

郭沫若却一反常见，坚决认定墨学是为王公大人说话的，是反自由、非民主的。而所谓的察百姓耳目之实很多时候是将错觉、幻觉也当做正确的经验，比如，墨子证明鬼神之有就是借助于有的百姓见到过鬼神。

实际上，如果联系中国传统社会中素来科学薄弱的弊病，墨学中的科学即便是常识，是远古的遗留，也是需要珍视的。所谓尚同，就是与在上的统治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唯命是从。

秦末农民起义，墨家未见热烈参与。） 考虑到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深厚修养和杰出成绩，他对墨学中科学现象性质的判断是需要重视的。其实那些粗浅的常识，一部分在造字的当时已经是发现了东西，一部分则已经融合于日常生活中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事，丝毫也不值得夸示。近乎骂人断子绝孙，从中可见孔子的态度。

或许，这也是郭沫若过分运用社会史还原法的一个弊端：由论主的阶级性质决定了他所倡导的一切都是不足道的。而坚持人民本位的郭沫若当然不主张历史倒退论。

（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11页。） 有人指出，墨子所主张的兼爱说和非攻论证表明墨学是尊重人的，节用节葬等理论也是在为老百姓考虑。

很多研究者在复兴墨学中的逻辑方法之外，对其中所提及的众多科学现象情有独钟。   作者，蔡志栋 ，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故他的劝人爱人，是等于劝人之爱牛马。（郭沫若：《十批判书》，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第104页。因此，尊重私有财产权并保卫私有财产权是兼爱与非攻说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的批驳还贯彻了社会史还原法。

（《墨子·尚同上》）这分明还是传统的将一切权威付之于天的做法，也和墨子对天志的强调相一致。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

他不仅将墨学中的科学思想和它的其他部分联系起来，而且从其社会现实效果上来考虑问题。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方授楚谓郭沫若斯论乃落井下石，墨家诚非因‘反革命而亡矣。而墨学在任侠精神、逻辑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主张也是可疑的。